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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我不擅长做总统,我真正的长项是创新

来源:泉州网站建设   时间 : 2018-11-09 09:17  编辑 : 泉州网站建设

我们在全球健康领域看到了大量的创新。我们需要在农业领域有更多的创新出现。非洲目前的农业生产力非常低,只有美国或中国四分之一的水平。同时非洲人口数量增长最快,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又最弱。如果想要养活非洲大陆的人口,唯一的方式是大幅改善种子质量和其他方面。

盖茨解释道,当人们五六十岁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不再想担任高科技公司的CEO,他们希望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享其人生的乐趣,去决定到底什么是值得做的,去做他们觉得好玩的事,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

比尔·盖茨: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每年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人数从1100万减少到了现在的大约每年500万,减少了一半,是个很大的进步。这一进步的取得与各个方面的进展都有关系,例如我们有了新型的肺炎疫苗、新型腹泻疫苗等,并通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的协调,把这些价格低廉的疫苗送达广大的贫困国家——虽然还没有完全覆盖,但Gavi已经通过超级价格的谈判,显著扩大了覆盖范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作者:比尔·盖茨。

比尔·盖茨:未来能改变世界的领域,很显然都是科技驱动的领域,比如生物学、能源、人工智能等。我不是在低估文化、食物和其他艺术形式。但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是科学进步。我很幸运自己喜欢科学,并有一定天赋。最初我认为自己会成为数学家,但是微型处理器出现了。

“我跨越了半个地球,为的是看一眼厕所。世界值得拥有更好的厕所。”转型为慈善家的比尔·盖茨近日再次到访中国,与各方合作伙伴共同探讨并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的重要议题。

慈善的魅力之一正来自它的多样性,人们可以做出相应的选择。我从40多岁开始涉足慈善,但是全情投入慈善是在我50多岁的时候。现在我已经60多了,刚刚过了63岁生日。像马克·扎克伯格等人从30多岁就开始从事慈善事业,虽然不是全职,比我开始的年纪早了很多。我觉得这很好。当他到我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会积累很多经验,哪些方法行得通,哪些行不通。

从企业家到慈善家

在创新领域,当然武器不算,因为它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武器是“负和博弈”,因为武器的研发要用资源,而研发出来之后又会摧毁资源,所以战争实际上是负和的。但是研发新型药品,或是开发教育软件让贫困家庭的学生也能学习,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只要能做出这样的创新就是好事。

最近中国生物旗下企业的二价脊髓灰质炎减毒活疫苗(bOPV)通过世界卫生组织(WHO)预认证,这非常及时。盖茨基金会大约从4年前就开始与他们开展这方面的工作,现在它能帮助我们保证足够的疫苗供应。我们希望在全球范围消除脊髓灰质炎,但是现在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所以说我们希望送到贫困地区的疫苗都是低价格的,无论它们产自哪里。

这好比说北京和上海比,谁在AI上更有实力,你当然可以就此写篇文章,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技术的发展前沿是一样的,没有秘密可言。如果我们能用AI来研发药物,治疗癌症和阿兹海默症,这不是“零和博弈”,或是像足球比赛总会有赢的一方和输的一方。

我们还有一间办公室负责整个欧洲的事务,主要关注欧洲国家的对外援助预算。我们在印度也有个办公室。印度办公室的工作在这里很不同。我们深度参与到印度北部的基本卫生保健系统的改善中。而在中国,虽然我们也关注基本卫生保健,但这些地区不到整个国家的5%,但对印度来说却是一个大多数人的问题,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同的国家问题不同,我们要仔细聆听每个国家的重点需求。

中国一些企业家都很成功,这很了不起。即使在全球范围内,他们的公司都能跻身最优秀的企业之列,他们作出了非常大的成就。如果要说哪个经济体的数字化发展最先进,那一定是中国。

Q:有些观点认为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的科技力量非常警惕,您对此如何看待?

我们现在使用的厕所其实比较简单,本身不涉及大量的化学处理过程,这个过程大多都在大规模污水处理厂进行,但是污水处理厂使用的技术与适合家庭厕所的技术非常不同。所以我们需要号召一些大学和新的企业加入。

结核病患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们用药几个月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康复了,但一旦停止服用药物,结核菌就会卷土重来。如果能够缩短服药周期,副作用就会降低,成本也会降低,更重要的是患者坚持服药的几率会提高,这样一来耐药性也会随着下降。

针对国外一些对中国的新兴科技力量感到焦虑的声音,盖茨坦言:“在很多领域,竞争都是件好事。当人们比较中国和美国的AI实力到底谁更强时,我不确定他们是如何定义的。比如微软亚洲研究院应该算哪边呢?算中国还是美国?很难区分。在科研领域,大家读同样的论文。很多大学的研究项目也是非常公开的,像微软和谷歌等企业的很多工作也都是开源的。这好比说北京和上海比,谁在AI上更有实力,你当然可以就此写篇文章,但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技术的发展前沿是一样的,没有秘密可言。”

比尔·盖茨:目前有很多NGO,至少是在美国,有很多环保NGO就这类问题大声呼吁。比如在我居住的华盛顿州就有关于收取碳税的提议,12个小时后决议结果就会出来,虽然通过的几率并不大,但是值得一试。对于气候问题方面的很多投资都多亏了来自民间社会强烈的呼吁和参与。我相信未来美国会重新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上来。

我们也在支持中国制造固定剂量的复合药剂,这对保证用药依从性十分重要。如果这些药剂在中国能够普遍使用,则可以让价格继续降低,从而让这些药物也能被其他结核病高发国家用上。中国的研发规模仅次于美国。这是很独特的。没有一个城市能像北京一样,从政府到学术机构,对药物研究创新做出这么大的投入。这也让中国成为我们在美国以外唯一的办公室能做到这一点。

对于四个月疗程的药物,我们目前已有几个备选,有望在未来一两年内开展临床试验。今天早上,在GHDDI的入驻仪式上,讨论的一项内容就是临床试验有多少应在中国、印度或者其他地方进行,从而尽快地完成临床验证。

说到生物科学的发展,十年之前中国几乎还没有起步,而那时在计算机科学领域已有一些成就,也有一些很好的实验室,但是生物方面几乎是零。不过,中国的生物科技在仅仅过去10年间有了迅猛的增长。现在,GHDDI研究室就有很多最棒的科学家在那里工作,包括中国的研究员,也有外国的访问专家。所以对于盖茨基金会来讲,中国能够在这些创新领域迅速发展壮大是恰逢其时。

我知道梅琳达不会希望我竞选的,孩子们也不会。竞选总统意味着过去做过的所有事都要被审视。即使获得党内提名,竞选还是会有输赢。不管怎样,这对我来说不是很有吸引力。我当然希望有能力的人参与政治。如果有才华的人都不想参政,那才真正出了问题,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因为人们可能更趋向关注短期目标。

大多数人到了五六十岁的时候都不想做高科技公司的CEO了,当然也有人会这么做,拉里·埃里森应该还在担任甲骨文的CEO。总之,人们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捐赠誓约”的特点之一就是慈善家之间可以互相交流探讨,比如哪些做法是行之有效的,他们享受哪个部分,是否雇员工,以及如何选择要在哪个领域开展工作等等。大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都很开放和坦率。

我们希望到2030年,能将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能再降低一半。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将疟疾致死人数减少一半,也需要新一代的抗疟药物,中国在这点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复星医药是最大的抗疟药物提供商之一,中国现在提供的抗疟药品数量已经超过了印度,甚至超过了美国。

Q:谈到具体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我们注意到您最近和欧盟方面成立了一个基金来推进清洁能源来应对气候变化,这种合作模式未来是否有计划在中国复制?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发展和治理中的角色?

但是像非洲人口最大的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基本医生保健体系还非常薄弱,当地的疫苗覆盖率还只有30%。而做的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卢旺达和越南,疫苗覆盖率达到了98%,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能打上疫苗。通过借助这些应对各种疾病的新工具以及搭建起有效的医疗系统,我们希望能在2030年达成每年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再减一半的目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子智库(ID:AtomThinkTank),作者:比尔·盖茨。

从实际来看,如果我们希望将全球变暖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必须要求在短时间内作出并落实大量的创新。现在更有可能的是把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三摄氏度,如果我们不够小心谨慎,上升幅度可能更高。

比尔·盖茨:我觉得这对我是个很大的褒奖,我不知道我算不算“老”啊。但就如我刚才说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即将庆祝成立20周年,北京市市长一直都在强调创新的重要性,北京也成为了创新典范,他还谈到GHDDI将带动一大批初创企业——说到中国的初创企业数量,微软亚洲研究院带动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比尔·盖茨:我并非改革开放问题的专家,但我认为中国很清晰地说出了什么是对中国和世界最有利的做法,中国为改善市场服务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鼓励竞争,吸引外资,让他们更直接、或者更容易地参与到一些领域中来。我认为这个活动是很好的信号,会议中心也非常棒。

总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我无意低估它的价值。但做总统无法发挥我多年来在创新,建立创新生态这些方面积累的经验,以及我对疾病的了解与思考,还有关于软件的知识。

Q:联合国将在下月召开气候大会,但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到现在,各国政府很难就气候问题达成一致。非政府组织(NGO)能在这方面发挥哪些作用么?

此行期间,比尔·盖茨还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就健康事业发展、医疗科技研发、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等问题回答了媒体提问。

盖茨表示,未来的结核病药物有望将肺结核的治疗从9个月缩短到4个月。结核病患者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他们用药几个月后就认为自己已经康复了,但一旦停止服用药物,结核菌就会卷土重来。如果能够缩短服药周期,副作用就会降低,成本也会降低,更重要的是患者坚持服药的几率会提高,这样一来耐药性也会随着下降。

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都用不同的方式在卫生设施方面投入很大,印度的卫生设施更加落后。但是两个国家都希望有所进步。大约4年以前,我们在印度举行了上一届厕所博览会。昨天我们在北京举办了新世代厕所博览会,实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第一次展出了一些具体的产品,虽然还比较贵,但第一代的产品现在已经让我们迈出了一大步。

比尔·盖茨问答实录摘编:

Q:为什么基金会选择与中国进行研发合作?是因为中国制造的疫苗价格较低么?

此次行程中,比尔·盖茨也参加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的入驻仪式。这是由盖茨基金会、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政府三方联合成立的公共卫生与药物创新机构,旨在发展杰出的生物医药研究与开发能力,建设新药研发和转化的创新平台,为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疾病挑战做出贡献。

盖茨在参加GHDDI入驻仪式时表达了他对中心的信心与期望,认为“创新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因素,中国已成为全球进步和创新过程中的关键一环。GHDDI代表了一种全新的药物研发模式,也是一个机制创新的典范。我们同样也希望探索新的机会来深化各方之间的合作,更好地促进全球健康研发和创新事业。”

卫生设施领域也有我需要学习的很多新东西,粪便能否燃烧,能量如何实现转换,怎样进行分离,很多是有趣的工程问题。当时对这方面投资的人还很少,对很多企业来说风险太大。我们甚至不知道应该让谁来做这种新型厕所,因为这需要很多工程技能。

科技推动公益慈善生产力

“我们希望到2030年,能将全球5岁以下儿童死亡人数能再降低一半。”而这个数字就意味着需要不断研究治疗不同疾病的新方法以减少死亡率,例如全球因疟疾死亡的人数也要减少一半,中国在这点上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中国现在提供的抗疟药品数量已经超过了印度,甚至超过了美国。

Q:与全球其他地区的基金会办公室相比,盖茨基金会的中国办公室有哪些特点?

最终,幸运的是富裕国家的疫苗制造商同意阶梯定价,对富裕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疫苗采用相当不同的售价。对于贫困国家,他们同意价格在成本基础上只抬高一点点,同时从中高收入国家的疫苗销售中收回研发成本,降低风险。我们的疫苗工作就是要保证给贫困国家的疫苗价格非常低廉。

比尔·盖茨:我不擅长做总统,我真正的长项是创新

我在上一辈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看到了它的潜力,所以微软是第一家为这些神奇的芯片做软件的公司,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步。现在大家都知道软件的重要性。在下一阶段,人工智能将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想要参与到大的改变中,而科学是实现这种改变的方法。尤其是当你看到一种新事物,而前一辈人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

Q:由企业家转型为慈善家,您有着怎样的心路历程?在您看来,企业家应当如何平衡企业权利与社会责任?在这方面,你认为中国企业家应该如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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